館長的話:
這真的是禍遺全國的惡政

<從陳菊到王如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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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孫窮理 苦勞網記者
責任主編:王顥中

王如玄是馬英九主政後的第一任勞委會主委,如同陳水扁主政時的陳菊一樣,在政權的這個位置上,被當做某種「進步」的象徵。

雖然基本工資緩漲,王如玄就要辭的傳言已經有好幾天了,不過昨天(9/26),到了最後的關頭,說實在,有點難看,王如玄在立法院備詢的報告還沒有結束,行政院長陳冲就自己出來宣布緩漲,弄得上午還說「沒有說過『辭職』二字(相關報導)」、「可能這兩天就會決定」的王如玄,和在場的記者一起知道這個消息,一點緩衝的餘地都沒有,再打電話去勞委會,公關室只是說會傳真主委的感言過來,「主委已經離開了,不會再召開記者會、也不會再來上班了」。

對比7年以前,高雄捷運泰勞抗暴事件,陳菊宣布下台,大陣仗召開了記者會,工會領袖、民意代表擠滿了勞委會10樓的簡報室(相關報導),不可同日而語,說是「下台負責」的陳菊,其實早在高雄佈局,下台,讓她的政治生命攀向另一個高峰。陳菊,是民進黨內大老、有實力的政治人物,透過她昔日「社運」經歷的掩護,民進黨政府完成了許多重要的勞工政策的「改革」。

首先是趁著「兩週84工時」實施的機會,大量過度「勞動彈性化」的條款,變本加厲地推動變形工時、責任制;接著,把由工運推動的《關廠法》給「程序法化」,將勞工債權優先抵押權、介入經營權、跨部會處理機制…等一一排除;然後是《勞工退休金條例》的修法,以「個人帳戶」強迫儲蓄制取代「附加年金」社會互保的制度;再將勞工舊制退休金「保留不保障」,用騙人的「5年提撥足額」矇混過去,到今天問題無法處理;再加上透過解釋,讓外勞薪資含膳宿費、壓低薪資,讓廉價勞動力受剝削的情形更加嚴重。

2008年,王如玄上台,除了今年(2012)向關廠勞工催討債權,激起一場「15年前的工運(相關評論)」,就其3個最重要的政策:推動虛偽的「社會對話」基本工資審議機制,讓各大全國性總工會乖乖陪玩、修出一個從給付面來看,還算不錯的「勞保年金」,以及通過還被部分工運人士認為相對「進步」的勞動三法,以及不當勞動行為裁決機制出來,比起陳菊,好像還「真的沒幹過什麼壞事」。

真的可以這樣看嗎?

當關廠工人抗爭起來的時候,王如玄始終避而不見、當華隆罷工百日,勞委會晾在一邊,雖然最後「仙女下凡」(相關報導)了一下,不過愛莫能助,對她而言,一切「依法行政」,沒什麼錯。不過,如果我們從勞工政策歷史的連續性來看,只能說王如玄是幸運地「站在巨人的肩頭上」,壞事都有前面的人幫她做了,她只需要兩手一攤,裝無辜就可以了。

這個「勞工政策歷史的連續性」,從勞委會1987年成立以來,20多年整個勞動體制的改變,就是在一批前後相承的官僚手上完成的。尤其在最近的15年的時間裡,整個的方向,就是在本國籍勞工的勞資關係上「去管制化」,使國家免除責任;同時再透過國家的高度管制,使跨國移動的外勞,盡可能失去「人」的特質,化約為單純的勞動力。

從來不受重視的外勞議題(高捷泰勞抗暴事件),是導致陳菊辭職的原因,事實上,導致王如玄辭職的因素,也跟外勞議題有關。表面上看,王如玄是因為基本工資的月薪緩漲而辭職,但是,它的背景,正是行政院在一片經濟情勢不好,宣稱要「全力發揮執行力」,並且以「自由經濟示範區」作為最重要回應的時刻。其中關鍵的問題,正是「外勞與基本工資脫勾」,以及「增加配額」這2項,王如玄(如同陳菊一般地)對「脫勾」表達堅決反對的態度,而對「增加配額」的態度,則主張「不能是便宜勞動力取代本勞工作機會」,要求必須是在「增加就業安定費」的前提下,才能增加外勞配額,同時還在跟行政院討價還價,「價碼」有很大的落差(相關報導、相關剪報)。

「特區經濟」正是馬政府在「本勞去管制化」與「外勞隔離」政策的加強版;「特區經濟」看似馬政府力推的救經濟方案,但是《自由貿易港區條例》早在2003年立法,同樣也是民進黨時代的產物,(相關評論),就在陳冲積極佈局之際,王如玄已經成為內閣裡的「1顆大石頭」。早在2008年剛剛上任的第1次記者會,王如玄就在「基本工資審議」、「外勞薪資脫勾」與「外勞引進」等3個話題上不停打轉(相關報導),4年多過去了,也最終在這3個議題的糾纏下,離開勞委會。

從早期被認為只是「過渡期」的主委,到後來「越做越像」,但就在勞委會升格為勞動部前夕,王如玄與「部長」的位子,失之交臂,不過,不管是「主委」或者「部長」,也不管是「社運老將」,或者「人權律師」,在這個連續性的「自由化」的國家發展方向下,任何一個到了這個位子上的人,作為政策的工具,其實都沒有什麼「歷史定位」好談。而王如玄的離開,恰恰突顯出的,是未來台灣勞工與工人運動將面對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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