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楊文菁

希臘神話中的薛西弗斯被懲罰推巨石上山,21世紀的台灣,一群人像薛西弗斯被工作這顆巨石壓得喘不過氣,對這群台灣人來說,工作是宿命,更是生命意義的全部……

二○○一年八月,自己經營一家廣告公司的吳美慧三十九歲,她寫好遺書、將一副備用鑰匙交給好朋友,然後花了十餘萬元買了台北到美國頭等艙來回機票,準備完成她人生最後一個心願後就要結束自己生命。在這之前,她才剛從整整一個星期的昏睡中強迫自己清醒過來,在這段期間,她拉上所有的窗簾,瑟縮在床上,連起身踏出房門一小步這樣簡單的動作都做不到,七天後,吳美慧醒來時,張開眼睛看到的第一個畫面是床下散落一地的空酒瓶。

被診斷出是躁鬱症患者之前,吳美慧在外人眼中,是一個凡事不必假手他人的獨行俠。出生在一個傳統家庭,卻和家人極度疏離,她的弟弟從前甚至認為自己根本就沒有哥哥姊姊;她曾經為了找一份歸屬感而結婚,但是心中的牆卻不自覺越築越高;她從不覺得需要別人,即便是好友也不覺得他們被吳美慧需要。

回顧生病之前的自己,吳美慧自嘲自己是一個生活白癡和工作機器,唯一讓她知道人生目標清楚在哪裡的只有工作。從前,當記者的吳美慧在同事眼中是一個耐壓性和EQ都很高的人,常常待在辦公室改稿改到三更半夜,不會有任何一句抱怨,因為她腦中所想的全是如何解決工作上的問題。對於工作,她有種不進則退的不安,她一直很害怕停滯帶來的不安全感,所以不斷找階梯爬,一旦發現工作上已經沒有樓梯可爬,就換工作、增加新的工作內容。

「做事是我最清楚的生存價值,過程中它能使我充滿精力,可以毫無極限地挑戰自己的能力和腦力,因此不能沒有它,否則我便失去了生存的動力和價值。」

‧現象一:徹底成為工作奴隸! 
 五官失去線條、日子沒有色彩
 
當生活只在辦公室和公寓的電視機面前往返,吳美慧在人前光鮮亮麗、充滿自信,但是真實生活的她卻形容自己就像一個不斷漏沙的沙漏,充滿無力感,一直到她第二次躁鬱症發作,她才清楚知道拿掉工作的外衣後,原來自己這麼無能為力,原來她這麼軟弱,原來她需要家人的幫忙和支持,而求救原來也這麼重要……

十二月三日,財團法人精神健康基金會的一項報告發現,全台灣有一二‧九%的人覺得生命沒有意義,換句話說,每八個台灣人就有一個人覺得自己如同漂泊的靈魂,找不到生命的著力點!

若以內政部公告全台灣二十歲以上人口約一千六百二十萬人推估,台灣有超過兩百萬個成年人、比一個高雄市的人口還多,他們的生活是失控的,他們的能力沒有辦法發揮,他們的精神健康狀況處在一個隨時可能會引爆的邊緣。

交叉分析的資料進一步反映出,工作和收入是這個社會中的許多人用來標出人生象限的X軸和Y軸:對台灣人而言,工作和收入幾乎已經和生命意義畫上等號,收入越高回答生命越有意義的比例也越高,失業的人覺得自己的生命最沒有意義。此外,退休者和家管,對生命意義的評價分數也比有工作的人低。 

歸屬感的數字同樣令人錯愕。同一分調查顯示,台灣有二四‧九%的人沒有歸屬感,這表示每四個人就有一個人覺得自己並不屬於任何團體的一分子,包括同事、同學、鄰居或親友等。進一步檢視交叉分析,這個結果和性別、年齡都沒有關係,卻又和工作和收入息息相關:有工作的人是最有歸屬感的一群,而且,整體而言,高收入群的歸屬感也大於收入較低者。

‧現象二:離開工作卻不快樂!
 生活失去重心、人我開始疏離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覺得自己像一座座的孤島、覺得生命沒有意義、也找不到歸屬感?

希臘神話當中有一個暴君薛西弗斯〈Sisyphus〉,死後下地獄。天神處罰他要將巨石推上高山。可是,每次他還來不及將大石推上山頂,就已經筋疲力盡。等他一鬆手,石頭又從山上滾了下來。

雖然如此,薛西弗斯還是希望用他的蠻力把石頭推上山。因此,他只能日復一日,將石頭推上山,然後再讓石頭滾下來。

二十一世紀初的台灣,有一群人像薛西弗斯一樣日復一日推著石頭上山,他們推的是工作的大石頭,他們聞不到崖邊的花香、也聽不見流水淙淙,只管用盡所有力氣、專心一致地推著石頭,因為對薛西弗斯而言,工作是宿命、更是存在的價值,沒有了這塊巨石,生命就會像失根的浮萍和沒有靈魂的軀殼。

資深媒體人馮賢賢曾有三次自發性失業的經驗,每次都長達半年。 她說剛失業的時候覺得人比較像人,累了可以睡,白天可以出去看電影,有比較多時間做公益事業、照顧小孩,這樣的自由,令人快慰。

但是失業久了,不自覺心生恐慌,因為逐漸感到跟其他人失去聯繫,這個世界好像不缺你一個人,剛開始感覺的自由越來越像斷線的風箏,隨處飄蕩。更糟糕的是,馮賢賢開始覺得生活沒有重心,缺乏自我實現,於是就開始陷入虛無,逼自己去想有班可上時不必去想的問題,「不上班的自由,隱含著人對自己存在意義最嚴酷的懷疑。 」

根據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的「世界競爭力年報」,台灣人是世界上工作時間最長的國家,工作時數是德國的一‧四倍。為什麼人把工作和生命意義畫上等號?

三軍總醫院護理哲學博士曾雯琦表示,中國傳統社會中個人成就是和家庭緊密結合的,但是全球化的趨勢影響社會結構變遷,現在代表個體的「個我」和家庭網絡所支持的「類我」變得相互矛盾,個人成就凌駕在家庭價值和人際關係之上,而工作表現就成為個人成就最好的指標。

甚至,當年老退休之後,因為缺少了工作,台灣老人也成為明顯不快樂的一群人。

‧現象三:工作取代生活!
 家庭關係始失衡、人生夢想漸遺忘
 
社會學博士、也是臨床心理治療師的菲力普森〈 Ilene Philipson〉在《我們嫁給了工作》〈Married to the Job〉一書中說道,現今社會中,人們的情緒和感受已經逐漸淪為工作的殖民地。

離婚、親密關係鬆弛、社會價值觀分裂、以及大眾對鄰里活動和公民參與降低,在在都讓人們轉而從工作中尋求人生意義和群體認同。

「工作、背叛與承諾」〈The Working Life〉的作者喬安娜‧席拉〈Joanne Ciulla〉則說,「以前的人用矚目的優閒來展現地位,現在,則藉著炫耀工作來展現地位。」在台灣,工作不但成了自我認同的重要來源,更是個人自尊和快樂的主因。

過度投入工作後,工作就會取代我們原本應該從家庭、朋友、宗教或社團得到的充實感和平衡。我們把夢想放在一邊,把心中對於親密關係的需求和被關心的渴望壓下,我們把享樂、與朋友交遊、思考人生的事情都無限延後。

一○四人力銀行創辦人楊基寬在創辦人力銀行前,曾經失業長達兩年。然而,他在新事業蒸蒸日上後,卻不只一次對別人說過「兩隻老鼠」的故事。楊基寬有一天回家,走到門口正要開門,聽到妻子和女兒笑得很開心,一開門,才發現母女倆正在逗弄兩隻白老鼠,還對著老鼠說話。

楊基寬覺得很感嘆,因為自己幾年來在工作上成功,卻從來沒有帶家人出遠門度假,也沒有花足夠的時間陪女兒,與家人的關係完全失衡了。他突然覺得自己「人不如鼠」,因為兩隻白老鼠可以給家人的歡笑和對話,竟然都是他做不到的。

然而,把工作當成生命意義是危險的,因為工作並不可靠。精神健康基金會董事長、台大醫院精神科主任胡海國說,把工作當成生活重心這樣的結構是很危險、很脆弱的,因為這些都是外在的、是自己不能掌握的,哪時候會被裁員、哪時候會失業都不是自己可以控制的。「自我成就不能來自外在。」

曾雯琦長時間追蹤訪談自殺未遂者,發現對生活缺乏掌控力是造成生命絕望的主因。對生命絕望的人覺得自己的生活被控制住,他們在工作上,覺得自己只是一個螺絲釘、缺乏掌控權;在人際關係上渴望交到知心的朋友的心願也落空;而在家庭上,他們渴望能過自己的生活,卻擺脫不掉家庭的束縛。

‧現象四:收入高,心靈卻不富足!
 社會價值需重建、人生方向仍寬廣
 
同樣地,把生命意義建立在物質追求上也同樣危險。

精神健康基金會的報告顯示,台灣人不僅被工作制約,賺多少錢更能決定某些人的生活價值。胡海國說,收入越高就越覺得人生有意義、越有成就感,很顯然,社會的價值觀就是錢等於價值。

追求更豐裕的物質生活沒有道德的問題,但是胡海國提醒,不要錯把工具〈金錢〉當作目的。

網路上曾經流傳一則故事:有一個商人旅行中無意航行到一個小島,遇到了一個漁夫在捕魚。商人發現小島附近水域的魚很多,但是漁夫每天就只捕三條魚溫飽,商人拿出他做生意的頭腦好心建議漁夫:「你應該買現代化的工具捕更多魚,然後外銷到各地,然後賺很多錢,」漁夫問:「然後呢?」「然後再買更現代化的工具、釣更多魚、賣給更多人、賺更多錢!」「然後呢?」「然後就有錢到小島上度假!」漁夫說:「可是我現在就在小島上生活啊!」

專注於心靈成長研究多年的胡因夢認為,台灣是一個過度物化的社會。以前胡因夢有上百件外套,最近她在整理衣櫃時發現有四十件外套,自從五年前乾洗後就擺在衣櫃裡、碰都沒有碰,自己常穿的其實只有三件而已。

胡因夢回憶,二十多年前當她還從事演藝工作時,她發現演戲其實不是自己喜歡的,所以常用「血拼治療」企圖填滿自己的空虛和寂寞,每次消費花上萬元是常有的事。「外在消費沒有辦法找回自我評價,物化的狀態其實是最空虛的狀態,因為追求物質就要不斷耗損生命的能源。」

靈修之後,胡因夢走的是另一個極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追求精神生活。她笑稱自己之前是「精神貴族」,但是開始翻譯書之後,發現譯書一個字才七毛錢。耗腦翻譯完一本書賺不到十萬元,所以她重新領悟到儉樸的生活還是必須跟經濟取得一個平衡點,「生活簡單的真正目的,是要讓自己適度安靜、把多一點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身心,才能真正面對自己、解決內在的問題。」

‧現象五:西方人比亞洲人快樂!
 國外社會的價值體系較東方多元

當台灣和其它亞洲社會仍處在從傳統價值轉型到多元價值的過渡階段時,陽明大學神經科學研究所教授洪蘭認為,西方社會讓個人比較能自在地面對自己的人生規畫。洪蘭提到,他的妹婿是一個美國人,十八歲高中畢業後,他的夢想是環遊世界,為了存旅遊的錢,他先到阿拉斯加當伐木工人、後來又當去當水手。洪蘭解釋,對他的妹婿而言,一個人的人生不需要按照社會時鐘走,工作賺錢是為了能讓自己做真正想做的事,而工作以外的旅行讓他知道天下不是只有眼前看得見的東西,洪蘭說:「看過人生百態,生命才會豁達。」

相對於台灣社會許多人認為存款簿上有幾個零和生命意義成正比,今年七月,英國一個家庭研究小組,花了七年的時間研究一萬名英國人的「薪酬快樂指數」,結果發現英國薪酬的中位數是年薪兩萬英鎊〈約合新台幣一百一十八萬元〉,然而最快樂的族群卻是年薪在一萬三千英鎊〈約合新台幣七十六萬元〉左右的上班族,這些低收入的上班族認為他們的工作能夠準時上下班,所以他們寧可用低薪換取較輕的責任和壓力,過比較愜意的生活。

‧現象六:人生比工作重要!
 反省並發掘個人在工作中的主體性
 
歐洲價值研究〈Europe Values Survey〉持續二十年追蹤西歐人的價值觀,發現西歐人最重視的是家庭生活,而工作則是排名第二,其中以愛爾蘭和義大利人尤甚,有九一%的愛爾蘭人和九○%的義大利人將家庭擺在生活的第一位。

東海大學社工系副教授彭懷真分析,歐洲文化傳統認為to be〈人生〉 比 to do〈工作〉重要,而美國和台灣社會則剛好相反。 to do 代表名、利和成就感, to be追求的則是如何讓自己更好、活的更精彩。

因為服藥,生病後的吳美慧已經沒有體力和精力再當往日職場上的神力女超人,但是生病卻讓她重新檢視自己的生命重心,也讓她重新拾獲遺失將近二十年的親情。曾經覺得自己是漂泊靈魂的她現在領養一隻小狗ㄚ頭,讓她生平第一次嘗到被需要的歸屬感。

彭懷真說,台灣社會仍有不少人是為了滿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個體安全需求,而努力工作賺錢。然而,一旦脫離溫飽階段往追求個人價值提升時,就要反省自己是不是能在工作中找到自己的主體性,「我才是自己的主體性,要擺脫由老闆、工作主導的他律結構,轉成為自己負責的自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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